三彩釉陶马 唐 三彩黑釉陶马 唐

　　铜车马二号车 秦

　　妇好墓玉马 商

　　铜奔马 东汉

　　皮影 骑马持“风调雨顺”灯笼仪仗侍女 清

　　寿山石雕 “马上封侯”章 清

　　肩水金关木板画《马厩图》 汉

　　竹马戏 金

　　琉璃将军飞马脊饰 明

　　◎王建南

　　展览：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等

　　展期：2026年1月30日起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元复始，春祺已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于上月率先登场，拉开了全国各地文博机构以马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序幕。

　　嵌入历史记忆的马

　　马属动物的祖先是5800万年前的始祖马，逐步演化为魁梧高大的现代马。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马与人的关系是马由莽莽荒原步入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早在远古时期，马就被视为极具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狩猎、迁徙的得力伙伴。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出土的马牙化石距今约4.5万年，是旧石器时代“猎马人”骁勇与智慧的见证。

　　当文明的火种在新石器时代点燃，马更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自古为六畜之首，作为农耕社会的主力军，始终活跃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中。从商周车辂、秦俑战阵到汉唐丝路、驿传通衢，它被铸入青铜、写进简牍，也被吟成诗词、绘进丹青。

　　早在商代，马已被纳入祭祀礼制体系之中，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800余件随葬玉器中，一件珍藏于随身小盒内的青玉小马应是晋侯夫人的心头所好。

　　《后汉书》称马为“国之大用”；《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到秦汉的骑兵俑，诉说着古人对马的珍视。

　　山西省太原市春秋时期赵卿墓车马坑中埋藏着墓主人晋阳古城创始人赵鞅的“战马天团”。经考古人员清点骨骸后，一共发现46匹高头壮硕的蒙古马。车马坑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载体，更是晋国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实物见证。这一习俗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之后才逐渐消失。

　　守卫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早已闻名天下。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博物馆收藏的两乘铜车马更令人惊艳。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1969年秋天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铜车马队伍尽显汉代高级将领车马仪仗出行的赫赫威仪。在这支由99件车马仪仗铜俑组成的队列中有39匹铜马，其中一匹以飞驰的姿态脱颖而出。它就是马年文物展中的大主角铜奔马。只见它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回首惊顾的飞鸟上。奔马全身着力点就集于这一足之上，在体现超逸奔腾的同时又准确把握了力学平衡，充分展现出汉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精妙之处。经研究发现，古代工匠创造性地将铁芯嵌入马的支撑腿内，制成了“铁骨铜腿”，确保这惊世一踏的千年稳固。

　　西域多产良马，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将它们与蒙古马进行杂交繁殖，并在祁连山脚下设置官营军马场，培育出著名的河西马。其中最有名的一匹已被塑成石像，伫立在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被称为“马踏匈奴”。它不仅是年仅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生涯的生动写照，更是大汉开拓精神的物化象征。

　　由此可见，马在汉代不仅是交通与战争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力量、疆域统摄与对外交流的象征。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重要孔道，东西方物资在此交汇。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天驷——铜奔马特展”，以铜奔马为核心，串联起跨越千年的丝路文明记忆。

　　汉代以后，山西地区渐成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桥梁地带。马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一点在山西各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兵马俑中最能体现。马的造型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与汉代的厚重不同，北朝陶马更强调结构张力与力量感。

　　毫无疑问，唐代是马的鼎盛时期。唐马造型雄浑饱满，体态肥硕健壮，肌肉线条清晰而富有张力。著名的“昭陵六骏”塑造了唐太宗最为珍视的六匹战马，把我们带回烽烟四起的隋末。与六骏相比，唐三彩马更强调一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感与装饰性。“黑釉马”为其中珍品，目前全国仅有两尊，本次国家博物馆展出一尊，另一尊保存在洛阳博物馆。宋元明清的马逐渐世俗化。

　　进入文献中的马

　　与考古发掘的马相对应的是古代文献中关于马的记载。“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商代甲骨文中最早出现“马”字的写法，并伴有与马相关的记事。其中由《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10405的这一片最为典型。它记录了商王武丁（妇好的丈夫）带儿子子央在打猎途中因追逐野牛致使马车撞山，武丁和王子从车上坠落的事。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与重视集中体现在“相马术”中。相马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马之优劣高下，主要服务于挑选良马。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发现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视马”卜辞即带有相马之意。《吕氏春秋·观表》中有一段对相马术的小结，但没说明具体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直到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六中才有具体相马术的记载。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中有一篇《胥马》，“胥”也是“相”的意思。全篇约1000字，对当时相马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辑录，包括若干相马原则与条例等内容。

　　佐证相马术的文物也陆续被发现，古人称之为马式，即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后汉书·马援传》中提到西汉时的相马专家东门京将制作的铜马式献给朝廷。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了一件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的鎏金铜马，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代的马式。其实前文提到的铜奔马也不排除是马式的可能。因此，山西博物院开年大展就叫“相马——马文物特展”，将“观展”转化为“相马”的趣味活动，从而了解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

　　古人将挑选良马与选拔人才等同看待，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兴衰。清华简中有三篇先秦马政类文献《驯马》《驭术》《驭马之道》，属于古代“治马”的范畴。而在西北汉简中有更为细化的记载。比如对于马料，古人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涉及茭草的刈(yì)取、斫（zhuó）莝（cuò）、运输、贮存、看护、取用、调配、监管、出入、买卖等方面。说来有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初上天庭就是被安排担任弼马温一职，负责马匹的喂养。看似是神话小说的演绎，实则折射出古代对马匹健康状况的重视。

　　这类古代文献近年来多有发现。主要内容涉及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相应的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而吴承恩创造的官衔“弼马温”有可能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弼马温”乃“避马瘟”之意。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

　　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文物及绘画中，常有猴子的存在。这就解释了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的《马厩图》上的内容。这幅由三块木板拼成的简易墨笔画上，正中一匹马，背后上方树枝上挂着一只猴子。

　　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形象：骏马旁的柱子上攀援着一只猴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拴马桩柱头上雕刻猴子，正是它作为牲畜健康保护神观念的延续。这也解释了唐三彩骆驼的背上为什么会趴着猴子。当然，由于“猴”与“侯”谐音，与马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图景，成为激励士子、祝福前程的经典图式。国家博物馆此次就展出了一枚清代寿山石雕“马上封侯”章。

　　历代丹青中的马

　　说到中国人对马的喜爱，绝对离不开绘画中的马。马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视觉文化的重要母题。中国人画马的历史，可溯至文明初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岩画，距今6000多年，已出现马的形象，与狩猎、放牧生活相连。

　　在敦煌壁画中，马的身影更是出现在《狩猎图》《骑马图》《征战图》《牵马图》《驯马图》等不同主题之中。《五百罗汉成佛记》最为流行，在不同时期均有绘制，最有名的一幅绘制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画中可见北朝时期的具装骑兵。唐咸通六年绘制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出行仪仗的威仪。敦煌壁画中的马，形式多样，或写实逼真，或变形夸张，或白描勾勒，或没骨设色，或融入装饰图案。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集中了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一部分精华。无论是北齐徐显秀墓，还是娄睿墓壁画、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及朔州水泉梁壁画，马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反映了出行、狩猎、娱乐等当时北朝贵族的活动。

　　唐代墓葬壁画更是一个马背上辉煌时代的缩影。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骑马出行图》，42匹青、灰、白、红、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一派王公贵胄仪仗出行的煊赫气象。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上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可从侧面窥见唐军马队出行的面貌。

　　因保存条件的限制，目前可见在绢上最早留下马形象的作品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图虽以人物为主，但画面中车马、奇兽、瑞鸟纷呈，马匹奔腾于山水之间，极富神话浪漫气息。至盛唐时期，宫廷画家张萱所绘《虢国夫人游春图》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贵族妇女郊游的排场，尽显宫廷御马的精致华丽。与这种“富贵相”形成对立的是战马形象。相传曹霸所绘《九马图》《赢马图》深得唐玄宗赏识，他的弟子韩幹最负盛名的《照夜白图》则描绘了唐玄宗心爱坐骑“照夜白”受困于木桩之缚，奋力挣扎、昂首嘶鸣的样子。由此，鞍马画已蔚为大观。

　　在后世继承者中，以北宋李公麟为最。他以白描鞍马形象独步于世。《五马图》以白描技法绘西域进贡五骏，略施淡彩。李公麟借助线条的单纯与洗练，将文人画素雅的追求推至高峰。此后的赵孟頫与任仁发为元代鞍马画的双冠，各领一代风神。各馆也尽量拿出馆藏鞍马画，以飨观众。

　　近现代画马名家辈出，当以徐悲鸿最具开创之功。他融西方解剖学于水墨写意之中，笔墨酣畅之际，不失马匹结构的精准与奔跑时的立体感与动感。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奔马形象，以此寓意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决心，将马的形象升华到民族觉醒与奋起的高度，由此与汉武帝的“马踏匈奴”和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形成了古与今的艺术对照与精神呼应，不愧为近现代画马第一人。

　　扎根于民间的中国马

　　马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喜爱，主要在于其深入民间的魅力与诸多寓意。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十二生肖陶俑出土于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墓。可以看出，在十二生肖中，午马排位第七，方位为正南，时辰代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古代民间关于生肖动物排列的说法众多，如从十二时辰与阴阳观念出发，将地支与肖兽配对，认为午时阳气鼎盛而阴气始萌。马驰骋奔跑，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被认为午的属相，即“午马”。在生肖文化中，马象征活力与进取，属马者兼具“乾卦”的刚健与“午火”的热情。

　　早在远古时代，马已步入神话与信仰的世界。古人创造出的翼马、龙马等形象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意象。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翼马，肩生双翼，后半身化为鱼尾，融合了中西神话。

　　上层社会喜欢将马神化、高贵化，以体现自己的地位、身份。民间则更多地将马的形象落实在生活场景之中，嬉笑玩耍，无处不在。如金代“童趣赛马”砖雕上，童子们骑竹马激战正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催生出丰富多元的休闲生活。其中，“打马”游戏风行于士大夫与知识女性之间。游戏所用的棋子叫做“打马格钱”，铸有骏马形象、历代名将或宝马名称。这是一种融合了棋盘策略、历史知识、文学素养与概率运气的智力活动，体现了宋人将历史典故和军事智慧融入日常娱乐的雅趣。

　　明代的琉璃将军飞马脊饰是屋檐上的建筑构件，起到“守护马”的作用，承载着镇宅辟邪、前程万里的美好寓意。清代皮影骑马仪仗侍女，分别持“风调雨顺”灯笼和“国泰民安”灯笼。借匠人巧思妙手，马从交通运输工具升格为文化载体，展现出民众的生活智慧、审美趣味与美好愿望。新春佳节之际，老百姓在门上张贴骏马题材的年画与剪纸，财神也是骑着马进入千家万户。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马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它跃然于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之中，姿态各异，成为民间审美的代表，见证着人与马的情感联结，也永远象征着时代的蓬勃朝气、无坚不摧的力量与一往无前的文化自信。

　　三彩釉陶马 唐 三彩黑釉陶马 唐

　　铜车马二号车 秦

　　妇好墓玉马 商

　　铜奔马 东汉

　　皮影 骑马持“风调雨顺”灯笼仪仗侍女 清

　　寿山石雕 “马上封侯”章 清

　　肩水金关木板画《马厩图》 汉

　　竹马戏 金

　　琉璃将军飞马脊饰 明

　　◎王建南

　　展览：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等

　　展期：2026年1月30日起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元复始，春祺已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于上月率先登场，拉开了全国各地文博机构以马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序幕。

　　嵌入历史记忆的马

　　马属动物的祖先是5800万年前的始祖马，逐步演化为魁梧高大的现代马。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马与人的关系是马由莽莽荒原步入人类社会的核心动力。早在远古时期，马就被视为极具灵性的动物，是人类狩猎、迁徙的得力伙伴。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出土的马牙化石距今约4.5万年，是旧石器时代“猎马人”骁勇与智慧的见证。

　　当文明的火种在新石器时代点燃，马更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自古为六畜之首，作为农耕社会的主力军，始终活跃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中。从商周车辂、秦俑战阵到汉唐丝路、驿传通衢，它被铸入青铜、写进简牍，也被吟成诗词、绘进丹青。

　　早在商代，马已被纳入祭祀礼制体系之中，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马说明这一点。而在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800余件随葬玉器中，一件珍藏于随身小盒内的青玉小马应是晋侯夫人的心头所好。

　　《后汉书》称马为“国之大用”；《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到秦汉的骑兵俑，诉说着古人对马的珍视。

　　山西省太原市春秋时期赵卿墓车马坑中埋藏着墓主人晋阳古城创始人赵鞅的“战马天团”。经考古人员清点骨骸后，一共发现46匹高头壮硕的蒙古马。车马坑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载体，更是晋国尊王攘夷、屏藩王室的实物见证。这一习俗从商代晚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战国、秦，直到西汉之后才逐渐消失。

　　守卫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早已闻名天下。而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铜车马博物馆收藏的两乘铜车马更令人惊艳。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体形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

　　1969年秋天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铜车马队伍尽显汉代高级将领车马仪仗出行的赫赫威仪。在这支由99件车马仪仗铜俑组成的队列中有39匹铜马，其中一匹以飞驰的姿态脱颖而出。它就是马年文物展中的大主角铜奔马。只见它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回首惊顾的飞鸟上。奔马全身着力点就集于这一足之上，在体现超逸奔腾的同时又准确把握了力学平衡，充分展现出汉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精妙之处。经研究发现，古代工匠创造性地将铁芯嵌入马的支撑腿内，制成了“铁骨铜腿”，确保这惊世一踏的千年稳固。

　　西域多产良马，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将它们与蒙古马进行杂交繁殖，并在祁连山脚下设置官营军马场，培育出著名的河西马。其中最有名的一匹已被塑成石像，伫立在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被称为“马踏匈奴”。它不仅是年仅24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生涯的生动写照，更是大汉开拓精神的物化象征。

　　由此可见，马在汉代不仅是交通与战争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力量、疆域统摄与对外交流的象征。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重要孔道，东西方物资在此交汇。甘肃省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天驷——铜奔马特展”，以铜奔马为核心，串联起跨越千年的丝路文明记忆。

　　汉代以后，山西地区渐成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桥梁地带。马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一点在山西各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兵马俑中最能体现。马的造型也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与汉代的厚重不同，北朝陶马更强调结构张力与力量感。

　　毫无疑问，唐代是马的鼎盛时期。唐马造型雄浑饱满，体态肥硕健壮，肌肉线条清晰而富有张力。著名的“昭陵六骏”塑造了唐太宗最为珍视的六匹战马，把我们带回烽烟四起的隋末。与六骏相比，唐三彩马更强调一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感与装饰性。“黑釉马”为其中珍品，目前全国仅有两尊，本次国家博物馆展出一尊，另一尊保存在洛阳博物馆。宋元明清的马逐渐世俗化。

　　进入文献中的马

　　与考古发掘的马相对应的是古代文献中关于马的记载。“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商代甲骨文中最早出现“马”字的写法，并伴有与马相关的记事。其中由《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10405的这一片最为典型。它记录了商王武丁（妇好的丈夫）带儿子子央在打猎途中因追逐野牛致使马车撞山，武丁和王子从车上坠落的事。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与重视集中体现在“相马术”中。相马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马之优劣高下，主要服务于挑选良马。我国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发现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视马”卜辞即带有相马之意。《吕氏春秋·观表》中有一段对相马术的小结，但没说明具体方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直到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六中才有具体相马术的记载。战国时期的《清华简》中有一篇《胥马》，“胥”也是“相”的意思。全篇约1000字，对当时相马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辑录，包括若干相马原则与条例等内容。

　　佐证相马术的文物也陆续被发现，古人称之为马式，即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后汉书·马援传》中提到西汉时的相马专家东门京将制作的铜马式献给朝廷。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了一件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的鎏金铜马，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代的马式。其实前文提到的铜奔马也不排除是马式的可能。因此，山西博物院开年大展就叫“相马——马文物特展”，将“观展”转化为“相马”的趣味活动，从而了解马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

　　古人将挑选良马与选拔人才等同看待，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兴衰。清华简中有三篇先秦马政类文献《驯马》《驭术》《驭马之道》，属于古代“治马”的范畴。而在西北汉简中有更为细化的记载。比如对于马料，古人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涉及茭草的刈(yì)取、斫（zhuó）莝（cuò）、运输、贮存、看护、取用、调配、监管、出入、买卖等方面。说来有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初上天庭就是被安排担任弼马温一职，负责马匹的喂养。看似是神话小说的演绎，实则折射出古代对马匹健康状况的重视。

　　这类古代文献近年来多有发现。主要内容涉及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相应的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而吴承恩创造的官衔“弼马温”有可能是玩了一个谐音梗，“弼马温”乃“避马瘟”之意。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

　　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文物及绘画中，常有猴子的存在。这就解释了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的《马厩图》上的内容。这幅由三块木板拼成的简易墨笔画上，正中一匹马，背后上方树枝上挂着一只猴子。

　　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形象：骏马旁的柱子上攀援着一只猴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拴马桩柱头上雕刻猴子，正是它作为牲畜健康保护神观念的延续。这也解释了唐三彩骆驼的背上为什么会趴着猴子。当然，由于“猴”与“侯”谐音，与马组合成“马上封侯”的吉祥图景，成为激励士子、祝福前程的经典图式。国家博物馆此次就展出了一枚清代寿山石雕“马上封侯”章。

　　历代丹青中的马

　　说到中国人对马的喜爱，绝对离不开绘画中的马。马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视觉文化的重要母题。中国人画马的历史，可溯至文明初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岩画，距今6000多年，已出现马的形象，与狩猎、放牧生活相连。

　　在敦煌壁画中，马的身影更是出现在《狩猎图》《骑马图》《征战图》《牵马图》《驯马图》等不同主题之中。《五百罗汉成佛记》最为流行，在不同时期均有绘制，最有名的一幅绘制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画中可见北朝时期的具装骑兵。唐咸通六年绘制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表现了出行仪仗的威仪。敦煌壁画中的马，形式多样，或写实逼真，或变形夸张，或白描勾勒，或没骨设色，或融入装饰图案。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集中了北朝墓室壁画中的一部分精华。无论是北齐徐显秀墓，还是娄睿墓壁画、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及朔州水泉梁壁画，马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反映了出行、狩猎、娱乐等当时北朝贵族的活动。

　　唐代墓葬壁画更是一个马背上辉煌时代的缩影。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骑马出行图》，42匹青、灰、白、红、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一派王公贵胄仪仗出行的煊赫气象。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上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可从侧面窥见唐军马队出行的面貌。

　　因保存条件的限制，目前可见在绢上最早留下马形象的作品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图虽以人物为主，但画面中车马、奇兽、瑞鸟纷呈，马匹奔腾于山水之间，极富神话浪漫气息。至盛唐时期，宫廷画家张萱所绘《虢国夫人游春图》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贵族妇女郊游的排场，尽显宫廷御马的精致华丽。与这种“富贵相”形成对立的是战马形象。相传曹霸所绘《九马图》《赢马图》深得唐玄宗赏识，他的弟子韩幹最负盛名的《照夜白图》则描绘了唐玄宗心爱坐骑“照夜白”受困于木桩之缚，奋力挣扎、昂首嘶鸣的样子。由此，鞍马画已蔚为大观。

　　在后世继承者中，以北宋李公麟为最。他以白描鞍马形象独步于世。《五马图》以白描技法绘西域进贡五骏，略施淡彩。李公麟借助线条的单纯与洗练，将文人画素雅的追求推至高峰。此后的赵孟頫与任仁发为元代鞍马画的双冠，各领一代风神。各馆也尽量拿出馆藏鞍马画，以飨观众。

　　近现代画马名家辈出，当以徐悲鸿最具开创之功。他融西方解剖学于水墨写意之中，笔墨酣畅之际，不失马匹结构的精准与奔跑时的立体感与动感。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奔马形象，以此寓意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决心，将马的形象升华到民族觉醒与奋起的高度，由此与汉武帝的“马踏匈奴”和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形成了古与今的艺术对照与精神呼应，不愧为近现代画马第一人。

　　扎根于民间的中国马

　　马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喜爱，主要在于其深入民间的魅力与诸多寓意。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十二生肖陶俑出土于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墓。可以看出，在十二生肖中，午马排位第七，方位为正南，时辰代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古代民间关于生肖动物排列的说法众多，如从十二时辰与阴阳观念出发，将地支与肖兽配对，认为午时阳气鼎盛而阴气始萌。马驰骋奔跑，腾空为阳，踏地为阴。马在阴阳之间跃进，被认为午的属相，即“午马”。在生肖文化中，马象征活力与进取，属马者兼具“乾卦”的刚健与“午火”的热情。

　　早在远古时代，马已步入神话与信仰的世界。古人创造出的翼马、龙马等形象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意象。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翼马，肩生双翼，后半身化为鱼尾，融合了中西神话。

　　上层社会喜欢将马神化、高贵化，以体现自己的地位、身份。民间则更多地将马的形象落实在生活场景之中，嬉笑玩耍，无处不在。如金代“童趣赛马”砖雕上，童子们骑竹马激战正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催生出丰富多元的休闲生活。其中，“打马”游戏风行于士大夫与知识女性之间。游戏所用的棋子叫做“打马格钱”，铸有骏马形象、历代名将或宝马名称。这是一种融合了棋盘策略、历史知识、文学素养与概率运气的智力活动，体现了宋人将历史典故和军事智慧融入日常娱乐的雅趣。

　　明代的琉璃将军飞马脊饰是屋檐上的建筑构件，起到“守护马”的作用，承载着镇宅辟邪、前程万里的美好寓意。清代皮影骑马仪仗侍女，分别持“风调雨顺”灯笼和“国泰民安”灯笼。借匠人巧思妙手，马从交通运输工具升格为文化载体，展现出民众的生活智慧、审美趣味与美好愿望。新春佳节之际，老百姓在门上张贴骏马题材的年画与剪纸，财神也是骑着马进入千家万户。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马被赋予了丰富而系统的象征意义，它跃然于生活中的各类器物之中，姿态各异，成为民间审美的代表，见证着人与马的情感联结，也永远象征着时代的蓬勃朝气、无坚不摧的力量与一往无前的文化自信。